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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祥相丨“达命”还是“安命”:庄子“命”论精神新探

作者:admin 文章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8-03-29 07:10 浏览次数:


作者简介:罗祥相,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 新道家哲学,发表于《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1期)

 要:此前学者大都将庄子“命”论归结为“安命论”。然“安命”既无法最大程度涵括庄子所谓“命”之全部思想主张,又无法传达庄子“命”论之真精神。而“达命”,含有通达“天命”、洞达“生命”、遂达“性命”、达观“运命”四层义涵,不仅可以最大程度涵括庄子对“命”之全部思想主张,又全面传达出庄子“命”论之真精神。故应将庄子之“命”论归为“达命论”。

关键词:庄子  命论  安命  达命

论及庄子“命”之思想,很多学者都将其归为“安命论”。然通观《庄子》一书,庄子于“命”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学说,除“安命”外,更有“通乎命”(《至乐》)、“达命之情”(《达生》)、“达大命”(《列御寇》)、“致命”(《天地》),以及“遂于命”(《天运》)等思想。这些思想虽然用语多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精神都可以归结为“达命”。“达命”实为庄子“命”论的真精神。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蒋锡昌先生等学者就已将庄子“命”之学说归为“安命论”。其后,唐君毅先生虽然看到了庄子于外篇中有“达命之情”(《达生》)、“无以故灭命”(《秋水》)、“知命”(《田子方》)、“复命”(《则阳》)等思想,但最终还是只将之归为“安命之学”。因其以为,这些思想皆原于内篇先言的“安命”、“从命”等思想。他认为,庄子之“安命”,乃是在倡导“‘不怨天,以对父母之心对天地阴阳,自安于人生一切之境’之精神,亦即‘人之无条件的承担人所遇之一切无可奈何之境’之精神”。

之后,刘笑敢先生将庄子的“安命”思想,与其“无为”思想结合起来,认为庄子主张“安命无为”。其以为,庄子所谓“命”,不同于孔子所言之“命”的地方在于:“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后,却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故孔子之命并不废弃人事。孔子认为,人事已尽,不能强为,方可谓之命,命实以尽人事为条件。庄子所谓命却是绝对排斥人为的,所以孔子偶言命而不消极,庄子常言命而反人为。”因此,他认为,庄子“任天安命”的思想,摒弃了人为,是“庄子哲学中最为消极的内容”。庄子“安命”的思想,是否绝对排斥人为,是否是庄子哲学中最为消极的内容,先存而不论。不过由此可知,刘笑敢先生也认为“任天安命”代表了庄子“命”论的主要精神。

以上学者,都主要依据《庄子》内篇中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将庄子“命”之思想归为“安命论”,并认为,庄子之“安命”主要是“自安于一切无可奈何之境”之义。徐克谦先生则认为,“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讨论人如何才能‘安其性命之情’,可以称之为‘安命’哲学”。因此,与前述学者不同的是,徐克谦先生主要是基于《庄子》外篇中凡四现的“安其性命之情”一语,而将庄子的“命”之哲学归为一种“安命”哲学。

 

学者们主要依据庄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和“安其性命之情”,而将庄子之“命”论归结为“安命论”。然如果仔细分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可知,庄子于此所提出的“命”之主张,不仅包括“安命”,而且还包括“知命”和“顺命”。

《庄子》一书中的“命”,若意谓“运命”之义,则主要指“人力之所无可奈何者”。如此,“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中的“知其不可奈何”,首先表达了庄子“知命”的思想。“知命”之说,首倡于孔子。孔子尝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又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庄子亦有“知命”之思想。其尝曰,“知命不能规乎其前”(《田子方》),“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秋水》)。然庄子之“知命”,首先要求人们知晓“命”乃人力所无可奈何者。故“知其不可奈何”,即“知命”。

庄子主张,人在知“命”乃人所无奈何后,进而要“安之”。何为“安”?《说文》曰:“安,静也”,《尔雅》曰:“安,定也”。庄子所言之“安”乃内心之安,故“安”所指示的是内心静定、平和、安宁的状态。心安之人,既不为当下所遇之事而惊慌失措,或困惑烦恼;又不为已然发生之事而悔恨交加,或哀悲不止;更不为将来未然之事而恐惧不安,或愁忧不已。故庄子之“安命”,乃要求人们在面对一切无可奈何之境时,一直保持内心静定之状态;不因任何外在境遇之变化而改变自己平和之心境,不让自己为喜怒、哀悲、忧愁、烦恼、恐惧等情态所控制,从容静定应对一切之所遇。因此,庄子之“安命”,其实乃“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达生》)、“哀乐不易施乎前”(《人间世》)之状态,又即“不内变,不外从”(《达生》)之状态。

“安”的前提是“知”,由“知”而“安”,因“知”而能“安”。“知”即知“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大宗师》)。故“知命”即知何者属人力之所无可奈何者,何者属人力之可为者,也即“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大宗师》),准确区分天人之分限。而庄子“安命”的“安”乃是“安之若素”之“安”,又即“理得心安”之“安”,故它绝非要求人们“安”于现状,消极无为,它其实要求人们主动解脱由心灵对外物的错误认识所引起的各种痛苦之情态,不使这些情态伤害自己的身心。

而且,庄子于“安命”外,更向人们提出了“顺命”的要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中的“若命”二字,即表达了庄子“顺命”的思想。“若命”之“若”,《尔雅》曰:“若,顺也”。成玄英曰:“夫为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体违顺之不殊,达得丧之为一,……是以安心顺命,不乖天理”。林希逸亦曰:“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安而顺之。若命,顺命也。”。由此可知,庄学史上大多数注家皆以为,庄子之“若命”,乃“顺命”之义。“顺命”,即循顺“天命”之客观变化情势,“与时俱化”(《山木》),顺势而为,不知其不可而强为之。

因此,庄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一语中,实包含有“知命”、“安命”、“顺命”三个思想主张。以往学者误以为这一句话只表达“安命”之思想,并将“安”释为随遇而安,依此而将庄子“命”之学说归为“安命论”,这不仅有误解之处,更有以偏概全之嫌。

 

“命”在古代是复杂多义的。它除了作为普通用法的“命令”“命名”等义外,与人之生命密切相关,具有哲学思想义涵的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天命,二是生命,三是性命,四是运命或命运。且四含义间存有密切之联系。

“命”乃是由“令”字孳乳而来的新字,“令”加“口”旁,即成“命”字,故“命”之本义初与“令”字无别。殷周之际,先民将“命”与“天”相联系,由此产生出了“天命”的观念。“天命”也经常被省称为“命”。戴侗曾指出:“命者,令之物也,从口从令。令出于口,成而不可易之谓命。……仁义礼智之同得,富贵贫贱寿夭之不齐,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皆天之所命也。万物咸命于天,故天命单谓之命。”即“命”可作“天命”之单称。又因为“万物咸命于天”,故人的生命、性命、运命也皆由“天”所“命”。先民也因此将人的生命、性命、运命同称之为“命”。

《庄子》一书之“命”,除作普通用法外,也具有天命、生命、性命和运命四方面的含义。如庄子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从后文之“天”可知,庄子此处所言之“命”,乃“天命”之“命”。再如,庄子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至乐》)。庄子所言的“司命”,乃先民信仰的掌管人之生命的神灵。“司命”所司之“命”,乃人之生命,故她能使人复生骨肉肌肤,返人心智知识,重新赋予人以“生命”。庄子又曰:“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人间世》)。子女慕爱父母,乃植根于人之生存本能的本性,故系结于心不可解除,故“子之爱亲,命也”之“命”,乃“性命”之“命”。《秋水》篇曰:“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此处所言的“命”,乃是与“时”互言之“命”,而其所言的又是“穷、通”等人之境遇,故此“命”乃是与人所寄寓之“时”存有密切关系的“运命”或“时命”之“命”。

庄子所言的单称的“命”,既然含有天命、生命、性命和运命四种含义,且四含义间存有密切之联系,如此在论庄子“命”之思想时,就不能仅就某一方面的思想来讨论,而应将其“命”之思想作为一个整体,从天命、生命、性命和运命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并作出全面性的总结和评价。

 

庄子对“命”之天命、生命、性命和运命四个方面,各有其不同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虽然用语多有所不同,但整体上均贯穿着一个统一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即“达命”。“达命”是庄子“命”论一贯的整体思想意识和精神。

(一)关于“天命”。庄子认为,天命是能够决定人之生命、性命和运命的“天道”流行之强大客观力量。庄子于“天命”提出了“通乎命”的思想。《至乐》篇曾载: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槩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至乐》)

深爱的妻子死亡,是人一生当中有数的悲痛之事。普通人在面对这一情境,定是悲苦不已。而庄子表现却十分惊世骇俗,不仅不哭,还鼓盆而歌。此一做法,与世俗礼法之要求,相去实在太远。故惠子来吊丧时,对庄子此一行为提出非常严厉之批评:“鼓盆而歌,不亦甚乎!”惠子此一批评,实有责庄子薄情之意。然庄子非是薄情于妻子而鼓盆而歌,而恰是因深情于妻子,故此才做出如此失态之事。而庄子胜于常人之处乃在于,其在深于悲情之后,能较快地遣情止悲。故庄子最后向惠子解释其所以不哭的原因时曰,“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何谓“通乎命”?《说文》曰:“通,达也”。故“通乎命”即“达命”之义。此“命”又是何命?从庄子前文所述可知,此“命”乃是指“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这一人根本无法拒抗和改变的天道自然之客观变化。故“通乎命”所要通达之“命”,乃是意谓天道自然之流行的“天命”之“命”。成玄英曰:“且夫息我以死,卧于天地之间,譬彼炎凉,何得随而哀恸!自觉不通天命,故止哭而鼓盆也”。成玄英即将“通乎命”之“命”,释为“天命”之“命”。

“通乎命”,乃“通达天命”之义,它向人们提出了通达天道自然变化之理,旷达对待天命之流行的要求。具体而言,它要求人们透达死生只不过是“天命”之自然变化,如同春秋冬夏四时之轮转一样“自然”,故人应如接受春秋冬夏四时之自然轮转那样,接受死生自然轮转变化的事实。如果不局限于《至乐》篇,则“通乎命”不仅要求人们达知“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之事实;还要求人们深刻认识“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的实情;更要求人们“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大宗师》)。而人只有“通乎命”,才能真正懂得去区分天人之分限;才能不因人之所不能为、更不应试图去为的“天之所为”,而滑扰内心之和;故其才能在“备物以将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达彼,若是而万恶至者”时,依然能够“不足以滑成,不可内于灵台”(《庚桑楚》)。

因人只有通达天命,才能进而彻知人之生命、性命,乃至运命的存在真相,故“通乎命”,乃是庄子全部“命”论最基础亦最基本的思想和要求,其在庄子“命”之哲学的四方面主张中,占有首要之地位。而且,庄子“通乎命”的主张,乃是庄子在面对一个十分切己的不幸遭遇,即深爱的妻子死亡,经历了大悲痛后,幡然彻悟而提出的一个思想主张,因其包含有庄子非常特殊之生命经验,故可谓代表了庄子对“命”之最真实想法和主张。因此,应将庄子“通乎命”之思想,视为庄子“命”论的代表性思想。

(二)对于“生命”意义上的“命”,庄子也提出了“达命之情”的主张。若说“通乎命”因其用语较古朴,使人们对庄子“达命”之主张还有所模糊的话,那么从《达生》篇的“达命之情”,则非常明显可见庄子主张“达命”。庄子曰:

 

   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命〕之所无奈何。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达生》)

何谓“达命之情”?命者,生命;情者,实也;故“达命之情”即洞达生命存在之本质真相,实现对自己生命之觉解之义。庄子说,洞达生命存在之本质真相,实现对生命之觉解之人,不致力于生命中那些无法作为之事。

庄子哲学,作为一种生命哲学,其根本之目的,就是要人们洞达生命存在之本质真相,实现对自己生命的觉解,最终实现生命的自由和解放,即“逍遥”之境界。庄子所言的“逍遥”,不仅包括精神绝对自由和解放意义上的“逍遥”,还包括形身从世俗事务的系结中解放出来,自然无为,闲放不拘,自适本真性情,自得心意之志意义上的“逍遥”。然而无论是实现精神之绝对自由意义上的“逍遥”,还是形身不为“世务”所系结,自得解放和自由意义的“逍遥”,都要求以洞达生命存在之本质真相,实现对自己生命之觉解为前提。因此,“达命之情”,实乃实现“逍遥”境界的重要前提之一。

具体而言,如何才可谓“达命之情者”?在《达生》篇中,庄子首先要求“达命之情者”,必须达知“有生必须先无离形”,“养形必先之以物”这两个人之生命存在的根本规定性。因人们只有从根本上达知人之生必须依形而生,必须不断地求“养形之物”,以维持“载我之形”的存在的根本事实,才能够洞达人生之劳苦的根本原因,从而通过“弃事遗生”,免除自己的为形之累,将自己从世俗事务的系结中解放出来。其次,庄子还要求“达命之情者”,必须达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这一人生之根本变化的态势,从而不再为根本不可止的生命之亡逝而感到伤悲。

如果不局限于《达生》篇来解庄子的“达命之情”,它其实还要求人们洞知“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这一“死生”只不过为气之聚散的根本真相;认识到“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至乐》),即人只不过是假借尘垢之气而生的存在本质;又达知“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知北游》)的实情,从而不再为非自己根本所有的生命之死亡,而感到恐惧不安或伤悲难忍;而且还认识到“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知北游》)的存在真相,达知死生只不过如昼夜之变化,又如春秋冬夏四时之行,会不断终而复始地轮转,故人之此生亡尽后,将以其它的生命存在形式“更生”而存在的事实。

“达命之情”,除了要求人们洞知“死生”等人之生命存在的根本问题真相,实现对自己生命之觉解外,其还要求人们深刻体察人之性命能力的有限性。庄子曰:“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知北游》);又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山木》);还曰:“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大宗师》)。庄子的这些思想皆是要人承认自己能力的有限性,承认“天命”存在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庄子说,洞知自己性命之真正能力的人,根本不会致力于生命中那些无可奈何之事。庄子要人“不务命之所无奈何”,其实是要求人们摆脱对那些超出人性命能力之事的不当欲望和期待,不让自己心灵为这些“生之所无以为”之事而烦恼不已或悲伤不止。

(三)对于“性命”意义上的“命”,庄子明确提出了“致命尽情”和“达于情而遂于命”的思想。庄子曰:“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天地》)又曰:“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运》)“致”,《说文》曰“致,送诣也”,“致”之本义乃送达,故“致”有“达、至”,即实现之义;同时,“致”又有“极致”之义;故“致”在此乃“达至并穷极之”之义。而此处“致命”所要致之“命”,乃意谓“分于道”意义上的“性分”或“性命”之“命”。故庄子之“致命”,乃达至、实现自己之本性,并将天赋之“性分”遂达至极致之义。“尽情”,则表达了与“致命”相似之义。“情”在古代有“性”义,从后文的“万物复情”一语可知,“情”在此当释为“性”之义。故“尽情”即“尽性”,也即穷尽自己天赋性命之全部能力,使之达至竭尽无余之义。故庄子之“致命尽情”,也即《易》所言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易˙说卦》)之义。

“达于情而遂于命”,表达了与“致命尽情”相似的思想。“达于情而遂于命”也是“情”“命”对言,故“达于情”之“情”也当释为“性”之义;而“遂”既有“达成、实现”之义,又有“极尽、完全”之义;故“达于情而遂于命”整体乃是达至、实现自己的本性,并将天赋之“性命”遂达到极致之义,故也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义。

在庄子看来,人若想由“知其不可奈何”处而“知命”,进而“安而顺之”,则必须首先穷尽自己性命的全部能力,如此才能够确知何者属“命”,即天之所为者;何者属“性”,即人之所为者。即人若想“知命”,必须首先穷尽人事。人们只有通过“致命尽情”和“达情遂命”,将天赋之性分全部遂达、实现出来,穷尽自己的全部能力后,才能确知自己天赋性命的分限在何处;如此,才能将超出自己性命之分限者,归为“无可奈何者”,归入“命”之范畴,从而进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状态。人若不“致命尽情”和“达情遂命”,则根本无法确知“命”在何处。

如前述,刘笑敢先生在比较庄子与孔子言“命”之差别时,曾认为:孔子认为,人事已尽,不能强为,方可谓之命,命实以尽人事为前提;而庄子言命却绝对排斥人为。所以孔子偶言命而不消极,庄子常言命而反人为。刘笑敢先生因宥于庄子内篇的“安命”之说,而不知庄子有“致命尽情”和“达情遂命”的思想,因此没有看到,庄子与孔子一样,也是主张人事已尽之后,方可言命;也是于人力所穷之处,才引出“命”之一说。因此,庄子言命与孔子言命之真正差别,不在于是否在人事已尽后方言命,而在于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后,还依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庄子则主张,人在知命乃人所无可奈何者后,应“安之若命”,不务“生之所无以为”和“命之所无奈何”。刘笑敢先生依此而认为,庄子所谓命“绝对排斥人为”,“常言命而反人为”。

一定程度上,庄子确实要求人放弃一些作为,然庄子所要人放弃之“为”,乃“生之所无以为”之“为”。因在庄子看来,一个人若明知此事乃“生之所无以为”,既不能为又不当为,还依然“知其不可而强为之”,实极为不智。因此一做法,表面上好象在高扬人与“命”相抗争的主体性精神,实际上却是对“生之所无以为”者还抱有不当的幻想和期待;而这一不当的幻想和期待,不仅将使人最终徒劳无功,而且还将使人遭受更大之损失和精神之伤害。因此,庄子要人“不务生之所无以为”和“不务命之所无奈何”,并非是要否定人之主观能力性,要人消极无为;而是要人们承认自身能力之有限性,承认有些事情超出自己性命能力的范围,属“命”之范畴,属“天之所为者”;他其实是要人们把目光从“天之所为”的“命”之领地,回归“人之所为”的“性”之领域,专注于这些“人之可为”的事情。而且庄子主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并非“绝对排斥人为”,因他其实还要求人们在“知命”“安命”后,“顺命”而为。故刘笑敢先生认为庄子言命“绝对排斥人为”的看法,值得商榷。

除此之外,庄子于“性命”方面,还提出了人应“达大命”,不应“达小命”的思想。庄子曰:“达生之情者傀,达于知者肖;达大命者,随;达小命者,遭。”(《列御寇》)庄子此处所论之思想因用语非常简洁,故在庄学史上也常遭误解。笔者曾撰文指出,庄子此句话中的“傀”当释为“大”,“肖”当释为“小”,“生之情”当释为“性命之真性”,“遭”当释为“迂曲、迂邪”之义。此句整体之义当释为:“通达性命之真性的人为大,通达于巧智的人为小;通达性命之大的人,随顺自己的性命之真性;而通达性命之小的人,行事迂邪不正”。

庄子以为,在人之性命中,有作为人之“大命”的性命之真性,也有作为人之“小命”的巧智之性。庄子主张,人应“达大命”,即达取和实现人的性命之真性,而不应“达小命”,因一旦达取作为人之“小命”的巧智之性,则人们的心智和行为变会变得迂邪不正。从庄子主张“达大命”而不应“达小命”,也非常明显可见庄子主张“达命”。不过,庄子此一“达命”,乃是达取人的性命之真性意义上的“达命”,与前述的“达命”之义又有所不同。

(四)对于“运命”意义上的“命”,庄子也提出了“达观运命”的思想。庄子在《秋水》篇中描写了这样一则故事: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秋水》)

孔子游匡遭宋人所围,依然弦歌不惙,即使遭遇天难,还依然燕然安处,其晏然将“命”交由“天”,即事物的客观变化情势来最终裁制的态度,也即达观面对自己一切所遇之运命的态度。

因此,庄子的“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表达了其“达观运命”的思想。“达”在汉语中不仅有达到、达成、遂达、通达、洞达等义,它还有达观对待一切之所遇,超脱外物对人之影响,即豁达、旷达之义。故“达观运命”意义上的“达命”,要求人们达知人的外在境遇,除了与人之“致命尽情”的积极作为相关以外,还有最终由事物的客观变化情势进行裁制的部分;因此,对自己经过努力都无法免除的穷达、贫富、祸福、死生等境遇,都以一种豁达、旷达的态度来面对,就算遭临天难也无所畏惧。

其实,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主张,也可归入“达命”的思想。首先,“知其不可奈何”即“知命”,与“达命”之义相通,因“达”有“通达、通晓、知道”之义;其次,“安之若命”的做法,又与“达命”之豁达对待一切所遇,旷达超脱外境对人之影响的精神正相通。庄子曾提出,“达有三必”(《列御寇》),即判断一个人是否做到了“达”有三个分判之标准。其曰:“缘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达。”(《列御寇》)缘循,乃“缘顺、因循天道自然的客观变化”;偃佒,即偃仰,即“与时世变化相俯仰”,而“困畏不若”,乃“困畏不至”之义。故此句整体之义乃为:人应当循顺天道自然之变化,与时世变化相俯仰,并且心中无任何困苦和畏惧,人若能将此三事都做得通达无碍,则可称作“达”。庄子所言的“安命”之精神也即此处所言的“困畏不若”之精神;而“若命”,即“顺命”之做法,也即此处所言的“缘循、偃佒”之做法。因此,若依庄子“达有三必”的思想,其“知命”“安命”“顺命”三个思想主张,其实可以涵括于“达命”的思想。

 

综上可知,庄子之“达命”,全部涵括了其“通乎命”“达命之情”“致命尽情”“达于情而遂于命”“达大命”“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以及“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等方面的思想主张;故“达命”这一基本思想意识和整体精神贯穿了庄子“命”论之天命论、生命论、性命论和运命论四个全部的方面。而“达”所包含的“通达”“洞达”“遂达”“达观”等义,正全面传达了庄子要人通达“天命”;洞达生命存在的本质真相和人之性命能力的有限性;遂达自己性分的全部能力,达取作为人之“大命”的性命之真性;达观面对自己一切之所遇,旷达超脱,以无喜无忧、安然静定之豁达态度对待自己之“运命”的“命”论之真精神。

因此,庄子之“达命”,实具有四层深刻之涵义:即通达天命,洞达生命,遂达性命,达观运命。故若要将庄子深刻而丰富的“命”之哲学,概括为某一代表性的主张,应将之概括为“达命”,而非“安命”。“安命”既不能传达庄子“命”论思想之真精神,又极易让人误解为庄子要人“安于现状、消极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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