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位置:主页 > 海外道教 > 海外信息 >
海外信息

澳大利亚的道教研究

作者:admin 文章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5-06-27 22:30 浏览次数:


柳存仁的道教研究: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与其他各洲都有大洋间隔。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对于澳大利亚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由于历史和人口等原因,澳大利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似乎比起欧美一些国家显得要缓慢。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的研究,同样不如其他欧美国家。

自从柳存仁教授加盟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事业以后,澳大利亚的汉语教育和汉学研究有了起色。近四十年来,澳大利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研究人才。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崛起,华人移居澳大利亚人数的增加,以及澳中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日趋频繁,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的研究也日益重视,并且在国际汉学研究领域中赢得了自己的席位。当然,澳大利亚的道教研究首推柳存仁教授。

柳存仁(LiuTs'un-yan1917- ),字雨生,原籍山东临清,十世前移居广州,为汉军驻防正黄旗,即旗下人。存仁之名为其舅公左子兴秉隆公所取名。雨生之字为其友人星相家袁树珊所起。袁树珊认为柳存仁的“八字”中五行缺水,故以“雨生”为字。柳存仁出生于北京,自幼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等,及长后熟读《四书五经》,均能背诵。十二岁时,离京到上海继续中学学业,曾就读于东吴二中、光华中学等。在中学时,柳存仁就喜欢读小说和写小说,特别是当时的新作家,如鲁迅、周作人、叶圣陶、老舍、沈从文、茅盾等人的作品。后改学散文,常投稿于《论语》、《人间世》等文学刊物。1935年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国文学系,受知于郑奠、罗常培、郑天挺和孙楷第等先生。柳存仁在回忆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时曾说,“北大的课程的富于中庸性,其原因就在于她确是领导你进了比较合乎理想的、不偏不倚的真正的学问的大门”,“它的整个生活合于至善”。在北大学习时,柳存仁日抄书于图书寮,曾严冬中午断食逾两周,抄毕《王国维遗书》,校点正续《资治通鉴》及《四书》,凡两遍。抗日战争爆发后,柳存仁回到上海,在上海各大学任教,并主编或合作主编报刊,出版了《中国文学史发凡》、《上古秦汉文学史》、《俞理初先生年谱》和《西星集》等。1940年时,柳存仁赴港任职。抗日战争后,柳存仁到英国深造,在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后赴澳大利亚,曾任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亚洲研究院院长,澳大利亚人文科学中心的研究员,还曾被聘为英国及北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员。柳存仁的学术兴趣原来是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有:《两家伦敦图书馆的中国通俗小说》(中译为《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论明清中国通俗小说之版本》、《中国小说中的佛、道教影响》等。

大约从六十年代起,柳存仁开始关心道教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道教研究文章,其中大部分收入后来出版的《和风堂文集》中。由于自幼习儒,又有深厚的中国文史哲传统文化修养的根底,青年时代又受过现代科学方法的严格的教育,因此,开始时,柳存仁对于佛教和道教都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称道教是“最卑俚、最无内容、最浅薄贫弱的”等等。七十年代以后,柳存仁曾多次应中国学术界的邀请,怀着对故国的眷恋、旧友的挚情,到北京、天津、成都、西安、上海、武汉和敦煌等地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中国文化和宗教的看法也渐趋公允,并且多有新的发见和精辟的见解。

1971年,柳存仁在荷兰出版的著名的汉学研究杂志《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道教和中国医学史的文章,题为《十二世纪道士的结核病知识》。文章介绍了十二世纪中叶出现的一部道经《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经中表明那时的道士已经认识到结核病是一种有多种传染途径的传染病,并且是由专门原因或者寄生虫引起的传染病。道士们还对结核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了讨论。柳存仁通过查考中国不同时期的文献以及比较了西方医学史上的有关记载,判定“中国道教的道士们在这个领域里所获得的知识,比起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来说,要早上几百年”。尽管柳存仁并非是医学史的专家,但是此文剖析之详尽、视野之宽阔、推理之严密和立论之公允,都是道教研究的后学们的楷模。

《和风堂文集》及其主要内容:以所居室斋之名命名自己的文集,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习惯。三十年代,柳存仁驰骋海上文坛时,室斋之名为“存仁堂”。《风雨谈》杂志第一期的柳雨生译的《圣盗记》末,有末注称“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写成于海上存仁堂”。当时所用的笔名和室斋名,分别是字和名。以“和风”命名所居斋室,当是柳存仁历尽风风雨雨,侨居海外,专事笔耕以后的追求和向往。柳存仁在青年时代,喜演讲,好雄辩。至今年已耄耋,然而文章写来,仍然洋洋洒脱,剖析犀利,保持着他早年的雄辩之才。1976年和1984年,荷兰莱顿的比卢书店先后出版了柳存仁的英文论著《和风堂论文选集》和《续集》。因此,以“和风堂”为文集之名,至少在七十年代就开始了。

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柳存仁的中文论著汇集《和风堂文集》三大册,其中收有论文共四十八篇,包括有道教研究论文约二十多种。其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道经研究,特别是对于《道德经》注本的研究。例如:《论道藏本顾欢注老子之性质》、《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会笺》、《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之得失》等等。在《论道藏本顾欢注老子之性质》中,柳存仁认为顾欢注《道德真经注疏》是一本《道德经》的集注,“实为研究南北朝迄唐、宋为《老子》一书作注疏者之上好材料”。其中的“注”是河上公注;“疏”是唐初成玄英疏;“御”是唐玄宗御注;“欢曰”是顾欢自己之注文;另有“严”是东汉严遵注文。柳存仁判定“今存顾欢注本,其辑合而成此本子之时代既迟至宋代”,“顾欢本无作伪之必要”,“其于研治《道德经》者仍复有其客观之价值,则不待置辩”。《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之得失》一文发表于1969年,而《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会笺》则是上文的衍展,发表于1973年。两文所说的“三圣”,指的是曾经注有《老子》的三名皇帝,即:唐玄宗、宋徽宗和明太祖。一般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多以为其注均非皇帝亲为,所以并无真知灼见,没有研究价值。但是,柳存仁认为“有细论之价值”,“三圣注实亦各有特点与值得注意之处,读书与治思想史者不宜以其为帝王所制而轻加忽略”。《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之得失》一文就是阐明这个道理。而《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会笺》一文则是对此的阐发。在《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会笺》中,柳存仁认为“三帝之遭际亦不同,对道家思想之理解层次亦有深浅。然理解深者,未必便为成功之帝王。理解浅者,反得为创世之主,其义亦有可思”。比较三帝之注,“宋徽宗与王元泽(雱)独能知道家义,字里行间,不无为之游扬之处”。

第二,关于道教史的研究,特别是道教历史和人物的考证。例如:《一千八百年来的道教》、《张天师的妻女们》、《题免得龛藏汉天师世系赞卷》、《许逊与兰公》、《五代到南宋时的道教斋醮》、《张君房与宋代道书》、《张伯端与悟真篇》、《明儒与道教》、《王阳明与道教》、《王阳明与佛、道二教》等等。柳存仁对于道教史的研究,大约是从1966年的《明儒与道教》开始的。这篇文章详细地论述了明代道教修炼方法所以泛滥的历史背景,认为“在明代思想中,道教的影响力的确很大,大到也许比我们大家能耳熟能详的许多新儒家像王阳明、王龙溪、湛甘泉、罗近溪这些人每一个人所能够个别地给予当时的影响要大得多”。柳存仁指出,在明代的三百年历史中,由于找不出一个独往独来的思想家,也由于道书无署名作者,内容缺乏独创,因此明代道教思想向来不被重视。其实,明代“道教势力之大,道教空气弥漫笼罩于上下各阶层、各方面,却没有比这三百年更浓厚更盛的了”。其一是著名的儒学大师王阳明的思想包含着浓厚的道教因素;其二是王阳明一派的思想家深受而不能摆脱道教影响。柳存仁认为,“道教的思想经过了儒家学者的利用,在儒道交流的趋势之下,对实际社会也产生过几点有意义的改进”,而“道教的本质却也因为有了儒家的学者的参加而起了若干程度的澄净化的作用”。1970年和1978年,柳存仁又先后写作了《王阳明与道教》、《王阳明与佛道二教》等文章,进一步阐明了明代道教的影响以及王阳明的三教混同的思想。这些文章虽然独涉及道教史,但是究其写作目的却是着眼于思想史的研究。

柳存仁对于道教史的专门研究,大约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1986年柳存仁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发表的公开演讲《一千八百年来的道教》,可以认为是柳存仁对于道教研究的综述和大纲。柳存仁认为道教“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它有快两千年的历史的根。当然有许多地方它不是现代化的,它的许多迷信的举动我们不容易真地同意,但是靠着宗教的力量去劝导人做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情,这也还是世界上现存的各种高尚的信仰追求的鹄的”。柳存仁的这一看法与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相比较,无疑是客观而公允的了。在这篇讲演中,柳存仁除了说到道教的起源、创立和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变化以外,还对于道教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生活的事情作了全面分析。他认为,“第一件事可说的,就是在悠长的中国历史里,不论是汉族的或异族的君主们,对道教活动的支持”;“第二件重要的事影响了但是并不曾阻碍了道教的发展的,是儒、释、道三家逐渐融合以至混合的倾向”;“第三件事我可以说的是‘内丹’的兴起,它是一面受到古人飞升观念的影响,一方面是被长时期研究炼丹──‘外丹’的经验所启发的”;“第四件事情我要指出的,就是做为是宗教活动的道教,对宋、明两个朝代的学者们影响的浓厚,虽然他们在表面上人人都是儒家的信徒”。用柳存仁的话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这些知识(即使我们认为它或许是完全荒谬的),我们就不能够完全了解历史上的,和认识中国社会上的一部分道教的活动”。这样一种史家之见,无疑已经获得了海内外史学家们的认同。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柳存仁还有一些道教史考证的专文发表,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证。《许逊与兰公》就是其中之一。许逊在道教称许天师,即灵宝净明派的祖师。柳存仁在文章中,首先列举《道藏》中的有关许逊材料的各种来源,指出“迄今尚未受多人注意之《孝道吴许二真君传》”,其写作年代“可能在若干其它许逊故事成立之前,其写定之时,最迟不能过九世纪初,而其书所叙之许逊事迹,又远逊后来许逊故事之完整。盖大辂之椎轮,而许逊故事之获更具体、更固定性之叙述,当在唐代以后江西所谓西山一派道教事业蓬勃兴起之后”。柳存仁据制度和地理的史料考证,指出“许逊之家世颇有可能系七世纪以后之北方人士信仰道教又熟悉北方世族名字者巧意为之,然又非明目张胆谓宗教中之许逊即东魏时之许逊。张冠李戴,似依托而非依托,似假冒而人亦未便指其为假冒”。而孝道派的活动起初“可能在山东”,然后逐渐南进,“吸收若干早期在南朝发生之真实史事及传说而渲染之”。1986年发表的《五代到南宋时的道教斋醮》则是一篇从文献学的角度研究道教科仪的力作。全文分为八个部分,分别为:“斋法出于灵宝”、“陆修静的謦  ”、“斋和醮的分别”、“杜光庭的批评”、“发炉·出官”、“炼度”、“南宋的几部道籍”、“东京梦华录之遗”等等。柳存仁认为“《灵宝》诸经,在多数经籍里,又一向被大家视为斋醮行事的根源”,在道教斋醮历史发展中,陆修静发挥了斋法的宗旨,提高了道教斋醮的精神价值,并且分析了斋义的区别,明确了斋醮中法师的职位、条件和资格等等。柳存仁特别对唐末五代时道士杜光庭和南宋道士金允中作了研究介绍,并给予充分肯定。更为有意思的是柳存仁还对道教科仪的“发炉”、“出官”、“炼度”、“破狱”等名目作了介绍。应该说,柳存仁对这些名目的研究主要是根据文献,同西方人类学者的研究不同。因此,他的研究是扎实而有说服力的。

第三,与道教相关问题的研究。柳存仁自幼爱好文学,特别是对于中国宋元明清的通俗小说作过研究,因此,他的研究工作自然将文学研究和道教研究结合了起来。例如:《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陆西星吴承恩事迹补考》、《读〈宗教词典〉里的道教部分》、《唐代以前拜火教、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等等。其中《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发表于1985年。文章提出的问题是:“金元开始的全真教究竟对《西游记》小说有没有关系?或者,有怎样的一种关系?”柳存仁的回答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认定在明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出现之前,有一个全真教本的《西游记》小说存在,这个假定可能性是很高的”。柳存仁作出这个假定的回答,有他的理由。一个理由是“中国的许多旧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之类,都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逐渐衍化的,所以其间既有不同性质的本子,也有不同的编纂人”,明清时期有不少记载称《西游记》是邱处机著的。另一个理由是现存的百回本《西游记》中有大量的全真派的痕迹。例如:第八回开始引首词,引用的是《鸣鹤余音》卷二的冯尊师《苏武慢》第五首。第三十六回绝句“前弦之后后弦前”,引用的是《悟真篇》的诗句。第七十一回出现了紫阳真人张伯端。第三十六回引《悟真篇》作注脚。第九十回结语云“古来妙合《参同契》,毫发差殊不结丹”。第五十回有词《南柯子》,是马丹阳的原作。第九十一回开端有词,是马丹阳《瑞鹧鸪》原词的修改。第七十八回国丈的大段唯道独尊的话则自《鸣鹤余音》卷九多篇赋中脱胎而来。另外,《西游记》中还有不少全真派的词语,“小仙”、“八百、三千”、“十二时”、“龙华会”、“玉华会”、“如然”、“六六、三三”,等等。柳存仁认为《西游记》中还保存着两处全真教的《西游记》的原文,一是第四十四至四十六回的车迟国的故事,一是第三十六回行者对唐僧的一段话。柳存仁说:“这一大段文字,正像是《参同》、《悟真》的翻版。撰书的日把它们放在悟空、悟净的嘴里,读来几乎令我们忘却他们一个是大闹天宫蹬倒八卦炉的齐天大圣,一个是流沙河里贬下凡的卷帘大将了!如果在百回本之前有过一个全真本《西游》存在,我想这一大段文字,大概是它的原装货”。对于柳存仁推断曾经有过全真教的《西游记》的存在,人们自然可信可疑,因为人们还在等待考古和版本学上的发现。柳存仁先生也密切关注着中国土地上每一条有关《西游记》版本的消息。但是,人们对于柳存仁的《西游记》文字的熟悉程度以及对道教文献的信手运用,无不折服。

柳存仁现已退休。但是,他的道教研究仍在继续中。近期,他又发表过《道家与道术》、《〈想尔注〉与道教》、《〈道藏〉之性质》、《关于〈陶真人内丹赋〉》等等。

其它澳大利亚学者的道教研究:澳大利亚目前还有一批有很强的中文能力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正活跃在与中国有关的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之中。其中与汉学研究和道教研究有关的,例如:悉尼的麦考利大学的贺大卫教授。贺大卫(D.L.Holm)原是德国人,出生在美国。少年时代身边有一些华侨学生,于是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发生了兴趣。在美国和英国完成了大学学业,并以《十九世纪常州派儒家经文》获得硕士学位。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的隆彼德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艺活动》。贺大卫着重研究华北地区的民俗,多次到中国西北和华北地区实地考察。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秧歌剧分为两类:一类是喜剧型的,一类是神话型的。后一类秧歌剧就同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民众宗教生活有密切关系。在中国考察期间,贺大卫还到过陕西佳县白云山白云观,对于这座明代道观的宏伟规模留有深刻印象。

墨尔本大学的巴巴拉·赫德里丝克教授(B.Hedrischke)也对中国道教思想作过研究。她的论文《〈太平经〉中财富与贫困的概念》,讨论了《太平经》对于贫富的划分、致富避贫的规划以及富人的社会作用,提出了不少《太平经》和早期道教研究中的新问题。

参考资料:

柳存仁著《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陈鼓应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六辑),三联书店,1999年。

李养正著《当代道教》,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13-518页,。

主办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全真道研究中心 电话:0531-86182160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文化东路88号 邮箱:qzdyj2011@163.com
版权所有:弘道 技术支持:济南焦点网 鲁ICP备0907185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