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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屋邦夫

作者:admin 文章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3-04-16 22:23 浏览次数:

 

蜂屋邦夫和他的道教研究


李 庆

蜂屋邦夫先生是日本“中国道教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者,1934年生于东京,196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1968年修完东京大学院博士课程,1968年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手,1974年为助教授,1987年为教授。笔者在二十年前翻译《气的思想——中国的自然观和人的观念》一书时,就知其人;1996年在北京的道家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又得和蜂屋先生相见,并屡得他赐书赐教,知其是一位非常认真、勤奋的学者。数十年来,他一直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任职,从事研究工作,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思想和宗教史。他所从事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开始是以经学和儒学为中心,后来则将重点放到了道教文化特别是宋元以来的道教史之上,硕果累累。1999年,他根据规定从东京大学退职,然后到大东文化大学任教授。以下,笔者试对其近年出版的大作《金元时代的道教》(汲古书院,1998)等研究成果作一介绍。

众所周知,中国的道教到宋元以后曾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产生了所谓的“新道教”,有关中国道教史的研究,比较多的研究者关注的是唐以前的时代,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而对宋以后道教的研究,则相对比较冷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文献不足,基本的史料没有得到整理。蜂屋邦夫先生近年来在这一领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其继《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阳和马丹阳》(汲古书院,1992)之后出版的《金元时代的道教》,可谓是一部关于金元道教研究基础文献,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关于道教发展变化的历史,日本有福井康顺等编著的三卷本《道教》,国内则有卿希泰等编著的四卷本《中国道教史》等著作,可以参见。要之,在十二世纪的金元时代,中国华北地区出现了全真道,由王重阳(王)及其弟子丘长春(丘处机)等的倡导,流行一时。后全真道由北方传布到江南,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诏封全真道所尊的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等五祖为“真君”(人称“北五祖”),又封王重阳的七大弟子(马丹阳、丘长春、谭长真、刘长生、王玉阳、郝广宁、孙不二)为真人(人称“七真”)。全真教由于有了官方的认可,故和在江南地区流行的并保持着道教旧传统的“正一教”一起,成了以后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道教教教派。

然而,正如蜂屋邦夫所说:全真教草创时期的主要人物的文献资料,多未系统地整理,对于他们的研究也是“片断性”的(见《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阳和马丹阳·序》)。他的研究,正是面对这样的现实展开的。如果说1992年出版的《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阳和马丹阳》主要研究的是道教全真派的开祖王重阳和二祖马丹阳,那么,《金元时代的道教》则是对道教“七真”中除了马丹阳以外的六人(丘长春、谭长真、刘长生、王玉阳、郝广宁、孙不二)的研究。这部著作,分成为两个部分,一是作者的考证研究,一是收集的资料。他所作做的工作主要是:收集有关的资料,考究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修道方法、教化内容,以及他们在全真教中的地位。

由于这些教主在修道成名以前往往事迹不明,而他们修道的诗文又多有特殊的修道用语和隐语,所以,要确定其生平事迹、确定其著述,就有相当的困难。蜂屋邦夫在这方面做了相当的工作。对不少署名“丘长春”的内丹派资料,是否是其所作,他慎重地作了分析。如对《大丹直指》,蜂屋邦夫指出:“虽被冠以作者丘长春之名,但是,并没有这是丘长春所作的证据。”根据《磻溪集》中相关文字的记载,根据基以《西山群仙会真记》为基础,又根据在其中没有王重阳和马丹阳所常用的用语等的理由,蜂屋邦夫推断:“当是假托长春所作。”也就是说,不难仅根据一般道士的文辞,就“把《直指》视为长春所作,而作为内丹教的著作,可以认为和长春有某些关系”(《金元时代的道教》第218219页)。我想,这是比较稳妥的做法。

蜂屋邦夫还对于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如孙不二,由于几乎没有她自己所作的诗文等资料,她的生平基本不清楚。蜂屋先生根据王重阳《分梨十化集》等所载的有关诗文,还有相传是她所做的《鏽薄眉》词等,对她在宁海出家的心情等作了探讨(《金元时代的道教》第393398页等),并对她在“女丹”方面的说教作了介绍。凡此,笔者认为,都是需要花工夫和认真研究才能做到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蜂屋邦夫探讨了为何在金元时代会产生全真道的社会原因。他认为:那是和“在金朝统治下的一般人民的苦难密切相关,当时,社会状况非常不安定,人们很容易受到生命的危险”,“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死亡是就在身边”,所以,在全真道的说教中,多有怀道成仙的内容,“这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很大的精神的寄托”(《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阳和马丹阳·序》)。

在此书的后半部分,蜂屋邦夫把六人的有关著作都加以整理标点,列有索引,甚便于使用。笔者认为,蜂屋邦夫的这些研究填补了中国道教史研究中的一段空缺,为以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值得学界重视。

除了上述著作外,蜂屋先生还曾经组织过对现代中国道教现状的调查,在19921993年作为日本“海外学术研究——关于道教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位置和现状的综合调查”的成果,提出了报告书。此后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进一步调查,对原来的报告加以大幅度补充,编成了《中国的道教——其活动和道观的现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丛刊》,1990年,汲古书院)。这是作者对中国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经过多年实地调查的综合性报告书,包括北京白云观、天津天后宫、上海白云观、山西太原龙山石窟、山东崂山太清宫、河南嵩山中岳庙、江苏茅山顶宫、湖北武当山紫霄宫、广东惠州玄妙观、四川重庆老君洞、福建乌山吕祖宫、莆田妈祖庙等著名道观在内的八十多个道观、十多个洞窟和旧址,有三百余幅道观的概况图和大量的照片。调查的内容,除了外观、概貌外,还包括当时道观内的组织情况,以及成员的年龄、生活状态、与外界的联系、所信的道教宗派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可以说,这是日本人对现代道教情况进行的迄今为止范围最广泛的调查报告,对于我们认识现在的道教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祝愿蜂屋先生健康,并期待他有更多的著述问世。

(《弘道》2004年第4期,总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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